Infosys高级副总裁Sudip Singh：主打差异化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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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0日，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曝光了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部分农村投入大量资金建设的新公厕出现“建而不用”现象。尽管这些新建公厕外观整洁，设施齐全，选址便利，却长期上锁，村民无法正常使用，只得被迫使用环境恶劣的老旧旱厕。据村民描述，新建的公厕只有村里有活动或领导来视察的时候才会开放。记者调查发现，新建公厕平日关闭的主要原因是为省去日常清理和管理的麻烦，以及担忧维护成本和村民素质带来的管理难题。

　　7月21日，山西稷山县委宣传部就此事发布情况通报，确认情况属实；县委县政府安排部署整改工作，对全县农村公厕使用管理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切实把资金、人员、制度等长效管理机制落实到位，确保农村公用设施正常开放；同时县纪委监委对相关失职失责人员进行严肃追责问责。

形式主义的治理惯性

与“最后一公里”失灵

　　农村新建公厕“只好看不好用”的现象，是近年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的表征之一，背后深埋着形式主义治理惯性和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困难的顽疾。近年来，中央持续推动“厕所革命”，投入大量财政资源，意在提升乡村环境与民生福祉。然而，从山西稷山县等地曝出的情况来看，部分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仍存在热衷于表面工程和数字政绩的片面追求问题——将基础设施的建成视为终点，忽略了其后续的运行维护和群众真实需求。这种思路之下，有些村庄的新公厕在外观与设备层面极尽精致，却鲜有考虑设施建成之后的日常清扫、卫生管理与长期可持续的运维机制。

　　相关治理惯性造就了一种错位：地方以项目建成、指标完成、评优得分为首要目标，而群众对于设施使用本身的需求和关注被系统性地边缘化。新建公厕只要在巡视和汇报时能够亮相，在平日里实际是否开放、是否有人管、是否满足村民需求，便成了无关紧要的“细节”。“面子工程”不仅导致民生资金的浪费，更严重损害了政府公信力，引发社会对基层治理真实性和责任心的质疑。从根本上说，形式主义的“建而不用”，本质是政绩观偏移与责任机制失调的现实映射。

管理短板与运行机制的不完善

　　公厕投入使用后需要专人清扫、定期维护以及水电资源的持续保障。但在不少地区，公厕的运维费用却长期得不到制度性保障，相关经费或是未被纳入长期财力规划，或是流于形式、缺乏实质支持，最终让村级负责人想方设法“省事”，以封锁或限时开放应对。

　　好政策、好规定，其生命力不在于文本本身，而在于执行。从操作层面看，公厕“建得起养不起”的困境部分源自农村财政自治能力的欠缺。一些村集体缺乏充裕的自主支出能力，而上级投入则多以固定资产建设为终点，忽视了后续的运营配套，“谁来管、钱从哪来”悬而未决。再加之部分农村常住人口持续减少，公共空间使用率有限，导致设施需求强度不高，使效果评估和资源配置沦于“既无必要性论证，也无精细化管理”。

　　因此，上述难题突显出民生工程“重建设轻管理”“只考核不问效”的弊端。公厕作为公共设施，其管理主体、经费来源、责任落实都必须明确并有法可依。唯有将运营维护的压力前置并制度化，建立覆盖设施全生命周期的财政安排和考核激励机制，实现“建管用”一体化，才能避免公共设施沦为短期应景的摆设。否则，无论投入多少资金、立下多少“考核指标”，每到平日，铁将军把门，民生工程便只能停留在材料与总结的“美好”上。

如何治好久治不愈的“公厕病”？

　　农村公厕问题的根治，关键不在于单纯的“多建”或“少建”，而在于能否真正在治理理念和执行机制上回归以人为本、激发群众主体性。农村公共服务的大量实践反复印证，任何脱离实际需求、漠视使用者意愿的民生建设，终将失去群众认同，成为消解政策善意的“空心工程”。公厕虽小，却直连乡村生活的文明尺度与社会治理的底色。让新建公厕成为群众易得、常用、愿用的便民设施，必须使村民从被动受益者转为积极参与者，让“主人翁意识”成为设施管护的原动力。

　　具体实践中，宜通过村民自治，发动社会资本和志愿力量，探索多元化的运营模式。例如，村级设立保洁岗位，给予适度劳务补贴；对运维良好的公厕进行财政奖励，形成正向激励；亦可将公厕管护与村集体经济、社会组织协作相结合，实现权责对等和共治共享。此外，乡村治理应鼓励接地气、求实效的投入理念，“宁可不建不可滥建”，根据实际人口分布、活动频次和自然条件“量体裁衣”，以“少而精”“用得上”为最高原则。

　　总之，民生项目最大的底气和意义应来自被群众真心需要。下一程的“厕所革命”应从平日里的可得可用、用在刀刃上的投入、村民的真实好评开始，让其成为暖民心、促文明的坚实支点。